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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老班的博客

……教育的理想就在于使所有的儿童都成为幸福的人……(苏霍姆林斯基语)

 
 
 

日志

 
 

吴非:论校长的教育使命  

2009-08-11 07:53:38|  分类: 引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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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大学、中学的校长们的身上,普遍存在着某些尴尬现象,总跳跃着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教育理想面临着岌岌可危之势,到了警醒的时候了,我们不禁要问:校长应当有怎样的精神追求,校长应当有怎样的学养,如何真正当好公仆而非一步一步官僚化……这些问题虽然尖锐,但绝不“悖时”。

 

近年不断有文章谈上个世纪初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醉翁之意,教育界同行都心照不宣。蔡元培先生把一所弥漫着封建官僚习气的学堂改造成一所充满生机、思想活跃,跟上了世界步伐的大学,而当今之世,有不少校长却是反过来干的。近年更有人把问题挑明:现行的校长任命机制阻滞了教育的发展。蔡元培留给北大的,大起办学与教育理念,小至待人接物修养,都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的形象。有一件极小的事似可说明他作为教育家的学养。民国政府委任他为北大校长,他上任第一天,乘马车到校,下车步行入校门,脱帽向列队的职员仆役致意,因为学校是平等的地方。——仅这样一个开始,近百年来,不管是大学校长还是中学校长,很少有人自觉地去学,或者能学得像。因而蔡元培与北大仍然是个说不尽的教育话题。

现时中国教育需要大批有精神追求、有学养的校长。然而现行的教育制度和管理体制,往往使校长处在一个没有理想,缺乏精神追求的境地。大学有这方面的问题,普通中学问题可能更加严重。

在这种背景下来谈校长的教育使命,谈校长的精神追求,实在困难。多年来,教育界的朋友们一谈到教育的前景,总是难以乐观,这中间就有很大的成分是对学校管理状况的担忧。

1. 校长的精神追求

谈校长的教育使命,不得不谈他们的精神追求。那么,作为校长,应当有什么样的精神追求和什么样的素质呢?这些都关系到学校的发展,关系到教育的发展。

作为校长,他要有坚定的人格操守,有所为,有所不为;他应当清楚自己的职责是培养人,因而他首先能捍卫职业理想,捍卫做人的尊严,并尊重他人的尊严;他敬重知识,敬重人才;他具有知识分子的气质,有思想者的禀赋……

校长必须忠诚于国家利益。这就意味着他的办学必须从国家最高利益出发,为民族的未来而培养人才;就意味着他不能以一己之利损害教育大业……

校长必须忠诚于教育,他应当有殉道者那样的纯洁高尚。这就意味着他得承受一般人不能承受的思想苦痛,特别是当社会的庸俗价值观侵蚀教育的时候,他能捍卫教育的尊严,至少能够领导他的学校避开伤害……

校长是学校的公仆,必须时刻把教师学生的权利放在首要位置。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心无旁鹜,抵挡住一切诱惑;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在任何教育行为中掺杂任何个人目的……

校长必须有无私的胸襟。这就意味着他只能从教育的目的出发,做尊重知识,敬重人才的模范;就意味着他必须有自知之明……

作为一校之长,他应当有在困难条件下坚持办学的毅力,具备在混乱环境中作出理智判断、坚持办学理念的能力。

当我讲述这些认识的时候,总有校长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最为有力的一句话便是“校长也是人”。——我对这样的托辞大不以为然。谁都不想把校长铸造为非人,一个正派的有学问的有理想追求的人,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完全应当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校长也是人”不意味着他在人格操守上要向低标准看齐。

我很感慨,也很无奈,我只能直说:几十年时间,体制并没有培养出一支忠诚于国家的教育管理队伍。——此言必定开罪相当一部分人,然而事实早就令人难堪不已。“官僚化”和“老板化”早就腐蚀了这支队伍。仅以中学校长为例,不少校长很想成为教育家(他们甚至于一不留意就自称“教育家”),可是他们中一些人错把当校长作为“先一步富起来”的资格,总是很早就营造好安乐窝;而有的还没有从校长位子上退休,便窥探好后路,找挣钱的地方;一旦退下,立刻和老板联手办私立学校。——至于他在任期间的表现,往往只能用尸位素餐四个字概括。有教师回忆当年的校长,总是道貌岸然地批评教师境界低,可是常常因为一个先进称号或是某种好处没捞到手,就公然装病耍赖躺进医院,哼哼唧唧,百事不问,直逼得领导让步才罢休。在这种“垂范”下,一所学校的师生能有什么样的精神追求?

很多校长的精力消耗在追求虚荣上。时下荣誉等身、光环闪烁的校长不少,但是真正有威信的却不多。校长的荣誉称号是如何得到的,教师如何评价这种现象,有没有人认识到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很值得思考。在一些基层学校,但凡被校长看上的荣誉称号,总能通过各种手段得到。一些省市的特级教师和专家评选中,校长的比例很高,而这些校长往往只是象征性地上几节课,称号到手,随便找个借口就不再上课。常常听到教师们用各种方式揭内幕:选票是黑箱操作,公开课是亲信帮忙准备,学科论文是枪手代写的,评委也一个个全都“招呼”过了……说起这些现象,连一些教育局长也不得不摇头叹息。

没有教育的理想,缺乏精神追求,有的只是个人欲望的恶性膨胀,有的只是专制作风一天天的猖獗。在一些学校,校长根本就没有民主平等的基本意识,把“一元化领导”变为“一人化领导”,搞一言堂,搞终身制,专横跋扈,把学校变成了私家庄园,选拔干部像是雇马仔。这方面的案例太多太多。曾有位中学校长临近退休,忽然意识到自己过于霸道,疑心“人一走,茶就凉”,对秘书说:“我退休后,可能连农民工都不会理我了。”——请看,在他的眼中,社会要分三六九等,农民工只能是最底层。而他平素的确从不和民工打招呼。一个校长临退休前才有这样的认识,而且也只是“这样的认识”,我们是不是该很宽容地说一句“其言亦善”?

在一个文明进步的国度,校长应当有怎样的精神追求,应当有怎样的学养,这个问题难道不重要吗?

2.外控型的管理体制造成校长素质下降

旧时的学校(特别是一些私立学校),行政管理人员都很少,而当今中学“管理层”总是人满为患。一些学校庞大的管理队伍不但效率低,也令教师(特别是班主任)不堪重负。有那么多教师愿意去当校长,热衷去“做管理工作”,对发展教育、办好学校而言,可能未必是什么好事。

更大的隐患在于目前校长仍由教育局或由组织部门任命。以目前的社会政治水平,很难做到唯才是举。校长的产生不是由教师选举,不是经过专家团体考核,不是由董事会推举任命,那么他会向谁负责呢?这似乎是个谁都不肯考虑的问题,而麻烦恰恰出在这里。校长应当对学校的教育教学负责,对师生的发展负责,这个要求应当与他的职责是一致的。可是落后的体制却造出另一种结果,即,他只注意任命部门对他的评价,而无须在意广大教师对他的接受程度。校长即使力不能任,只要上级机关不以为意,他就可以一直当下去,至多换所学校继续当。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校长也和地方干部一样跑官要官的原因。他只肯对任命他的部门负责,不愿对学校和教师负责;他带着学校一同成为上司的僚属,他只揣摩上司的意图,上司支配他,他支配学校,学校办学自主意识没有了。即使他头脑清醒,有自己的想法,他所谓的办学理念也受到社会潜规则影响,因而他很难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几乎不可能对学生的明天负责,因此目前的教育体制也往往使想有所作为的校长失路。

一群普通教师想说服校长打消一个愚蠢的念头费尽口舌也是枉然,而一个外行的教育官员想否决校长的一个可行方案有时只要瞪一下眼睛就行了。这就是最具体也是最现实的体制的尴尬。

在当今体制下,公办学校校长是有行政级别的干部,也就是说,校长是“官”。在等级社会封建习气熏染下,一个校长要做到没有官气,是比较难的事。校长难成学者而容易成官,一些校长也就乐得不用教育者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也许是为什么中国社会近五十多年来没有出过陶行知、晏阳初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能有效地防止校长官僚化,由专家来管理学校,至少不会出现目前这种尴尬局面。

在这样的体制下,一些校长很自得,总认为自己是“管理型人才”。客观地看,在现今社会,能坚守教育的纯洁性的确是比较难的事,保持一所学校的健康发展,也非易事,校长们作出的牺牲是很大的。可是当我们抬起头来看世界教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中国教育的落后很大程度上也在于管理体制的落后。体制使一些原本有思想的校长难有作为,也使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平安地坐在校长的位子上。罗隐《黄河》诗云:“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既然是体制病,我们就不能过多地责难校长了。 

3.校长不得不“不务正业”

常有校长感慨,社会风气不好,教育环境不佳,校长难当。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事实。可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社会状况好吗?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不该忘记,那7年时间内,发生过多少大事!张勋复辟,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城头变幻大王旗,内阁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外患不绝,民生凋弊,可谓地地道道的乱世。再看西南联大时期,天上还多了日寇的轰炸机……当今之世,是中国有史以来物质生产最丰富的时期,“稳定压倒一切”的安定之世,校长们怎么敢说“环境不好”呢?当今校长无须领着学生逃难,不靠民团护校,不要借祠堂庙宇上课,大中学校校长参政议政成风,朱轮华毂,赞助帷幄,也是当年的校长们没有过的“政治待遇”。但是,他们不得不用大量的精力去搞钱,不得不费尽心机去和官僚周旋,不得不忍辱含羞地同各色人等应酬。许多教师在当了校长之后,原来所担当的学科教学水平下降了,这大概是有所作为的校长们最痛心的事。

早些年,随着干部年轻化,不少年富力强的教师担任校长,这本是好事,然而仅仅三五年时间,许多人迅速地荒废了业务,成为送往迎来的帮闲。这是一些校长自己说出的心里话。他们认为,和当校长之前相比,他的工作价值下降了,专业水平下降了,更悲惨的,是他的独立人格、个人意志和人文教养也下降了。这些校长原本都是业务骨干,有自己的教育理想,有自己的精神追求。而当了校长,立刻不务正业,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非教育教学以外的活动中,迅速地成为学校里可有可无的人。

一是纠缠于送往迎来,工作价值湮没在应酬之中。因为官僚体制的规则,无休止的评比、验收、检查、视察用去了校长们的大部分工作时间。有位中学校长曾扳着手指计算,一年中,他有200多天参加各级各种会议,另有50多天接待各种检查组和视察指导。由于不在学校的时间过长,偶尔一回学校,就得对一些事做决断,因此不少事判断错误,学校里许多教师他还不太认识。上级部门的许多会议,常常指明要“一把手”参加,校长不敢不去,而这些会议其实只需要职能部门参与就可以了。久而久之,校长成了“会虫”。在一些学校,师生长期见不到校长的人影。

因为校长的主要工作时间忙于应酬,学校对校长的业务能力要求也就有限。几年前曾去苏北“送教”,连续几天,地方教育部门盛情招待。我们很惊讶地发现,所有的校长酒量都很高,所有的校长都会打牌,所有的校长都爱跳舞,但很少有校长的举止谈吐像位校长。我们当时就疑惑:这些人怎么都像是做镇长乡长的料?后来得知,的确有好几个是乡镇长出身。有些地方,任命校长由组织部门管,组织部门最了解这些校长的底细。比如,有干部公开“打招呼”:某校长是财税局长没当成,赌气到县中当校长的,某人当校长后发现捞钱比当乡长时还要容易……

由于握有招生的权力,一些校长终年游走于社会关系网中。江苏有位校长说,从他到党校学习的那一段时间起,他就知道自己摆脱不了这张网了。三个月的学习,织出了一张关系网,各路神仙互通有无。招生工作涉及面广,利益多多。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招生季节,各路诸侯纷纷交通校长,甚至一些教育局长也不得不买校长的账,一所县中的校长在当地常常位尊公侯。如此工作状态,他还有什么精力研究教育教学?他又怎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二是筹措钱款。如今,几乎所有的公立学校校长都成了“钱校长”。学校要发展,教师要改善待遇,经费就成了最突出的问题。目前大部分中小学教师的收入无法指望财政拨款,政府往往只“给政策”,款项则需要“自筹”。什么叫“自筹”?怎样“自筹”?外国同行大概再也想象不出。然而有些学校,教师收入的一半已经来源于这个“自筹”。教师待遇低,不提高待遇留不住人才,要提高待遇需要大量的钱;学校要改善办学条件,等政府按部就班地拨款,有可能失去最好的发展时机。“自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教育新事物”。钱是学校运行的命脉;如何搞到钱,成为校长的工作中心。

教育乱收费已成为国家落后的标志之一。教育乱收费为什么久治不愈?教育乱收费的根源是什么?很简单,就是国家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至今仍无从见到准确的各省市自治区教育投资数字,但是客观事实是: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教育经费仅占世界教育经费总数的百分之一;中国的教育投入距世界平均水平已望尘莫及,甚至不如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于是校长们就到处“找钱”,于是校长们不得不结交各种有钱人,于是各种名目的乱收费就一哄而起……

校长忙于官场应酬,忙于“自筹”,他还有多少精力研究教育?

当然,忙中必然出乱,相当一部分校长栽倒在职务上。当今学校,与钱有关的基建和招生是两大腐败源,至今没有得到有效监督。有些人当校长,三年成富翁,要什么有什么。比如,校长过问学校基建,细到工程队选择和建筑材料供应,校长亲自办招生,把一部分名额控制在手里,这些行为都严重败坏了学校的教育环境。现在的学生懂得不少书本上没有的东西。学生私下也会议论:班上某同学是权贵子弟,离普高分数线还差一百多分,也“考”进来了;某同学考分差30分,却没交三万元“择校费”,因为某领导写了条子;校长曾登门拜访某学生家长,有所请托……

“正业”之外的重负,不但使一些校长丢弃了原来的专业,也使一些人走向堕落。虽然有相当一批有理想有作为的校长对现状感到痛苦,但是更多的则是“鸟倦飞而不知还”。

4.校长的学养与学校的发展

校长的学养决定着他会有怎样的使命感。抗日战争期间,沿海名校大批西迁内地。从当年学子们的回忆中看到,那些曾负笈海外,学有专长的校长们带领师生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办学,校长在篱笆墙里支起一块木板就办公;校长带头开荒种地,减轻人民负担;在那样的条件下,校长们一丝不苟地办学,不降低教育教学标准,为战后的复兴预备人才。那一时期的校长可能是20世纪最为艰难的校长,然而也是学养最为精深的校长。相比而言,今天的校长们缺乏在困难条件下办学的能力,缺乏在混乱的环境中坚持办学理念的能力,但是他们是有现代教育以来最善于总结经验,位子坐得最稳的校长。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事实。一旦教育界有新理念、新思维和新目标,不用一年,马上就有一批校长成为新闻人物,成为教育明星;而负责任地考察他的学校,除了口号,其实什么也没有。你可以发现那些“成绩”、“实验”、“改革”和“探索”大多是虚构的、夸张的或是应景的,等你的评审团参观团离开他学校的大门,他就松了一口气。我们中国就有这样的文化:他可以吹得特别响,他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即使你揭穿了他,他也不感到难堪,因为上行下效。一个校长的弄虚作假,似乎不像经济建设与开发失误,会给社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损失。——然而恰恰又错了,他造成的损失更大。我们不是经常看到青少年只说大话不肯做事吗?从哪里学来的?

一位校长敢上高三的课,敢带学生去参加高考,在学校里是很容易提高自己的声望的,但不知为什么,这条“捷径”竟无人肯走。我不止一次地听教师讲述校长们闹的业务笑话,他们闹的笑话往往都是原来从事的学科的。比如,出身语文学科的校长说不全唐宋八大家,不知道“庄周梦蝶”是什么意思,不知道高校中文系有哪些专业;政治学科出身的校长说不知道什么是“西马”,外语学科出身的校长分不清牛津剑桥……因为不再从事教学,不懂教育,所以也无法有效地管理。比如,他们总是对教师提出过高要求,他们不懂一节课和三年教学的关系,不懂课内与课外的关系,不懂教学中体现的教育精神,不懂教学法和教学艺术,所以他们总是一次次地作出错误的判断。

因为学养有限,教育观念也就经常地背离教育规律,非理性的蛮干成了学校管理的基本理念。如,有人公开主张中学教育培养精英,要求教师有培养精英的意识;一些校长为了推行应试大搞补课,口口声声说现在的教育不是做诗,而是为了“吃饱馒头”;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遗余力地吹嘘学校的高层次育人目标,以之为“政绩”。他们自己既非一流的校长,也非一流的教师,何以能培养出一流的学生呢?校长如果没有学术地位,会导致学生缺少高层次的追求;而校长的学养不够,学校管理中的冲突也会增多,也必然造成工作低效。

因为办学思想错误,处处便能看到校长处理问题时的混乱。有学校开家长会,家长责难“素质教育”,认为“素质教育误人子弟”,声称如果孩子考不上大学一定“找学校算账!”——很奇怪,学校领导陪着笑脸,只说“有话好商量”。这不像是在办教育,倒是像是开小店铺卖衣服鞋子,陪笑脸服务,包退包换。有家长要求更换教师,理由是“我的儿子说她不行”,威胁说如果校方不答应,就把孩子转到其他学校去。竟然就有软骨校长陪着笑脸,把该教师打发到其他班级去。看来,这些校长是把教育视为商业,把学校的工作视为商业服务,否则无法解释他们哪里会有那么多的奇谈怪论和混乱的思想。

特别是在客观存在的应试教育环境下,一个校长应当有什么样的人文思考,这关系到教育的未来。对疯狂的、缺乏人道的应试教育保持缄默,已经是教育者的耻辱;而如果帮这种非人道的教育张目,那就连羞耻也没有了。很遗憾,相当多的校长已经成了这样的人物。

有一年在苏北见到一位白发校长,问这位老特级教师月薪几何,他摇头叹息;问他为什么不“东南飞”,他深深地又叹了口气,说:舍不得学校,舍不得老师们,舍不得校园,舍不得学生,“总之,就是舍不得,几十年啦!”那次谈话,我始终铭记在心。我常常很痛心地想到,作为搞教育的人,作为教师队伍的领头人,校长们为什么不能表现得高贵一些,或者表现得淳朴一些?

写到这里,才发现这是个很悖时的题目,而且一写必定走题,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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